在 ADA 訂立 30 年後反思法案的影響

自成立以來，Apple 一直透過為每一個人設計的產品和服務，擔任促進強大科技普及化的先驅。從「旁白」、「文字到語音」、「語音控制」、「切換控制」以至 Siri，Apple 生態系統內的每一個產品和服務都配備內置輔助使用功能設計。

Apple 輔助使用功能技術布道者 Dean Hudson 說：「輔助科技應該非常清晰易明」，他是研發「旁白」的幕後原班人馬之一，那就是讓失明和弱視人士導覽 iPhone 和 Mac 的螢幕閱讀器。「我用 iPhone 所能做到的，跟一個非殘疾人士所能做到的，不應該有差別。」

為紀念《美國殘疾人士法案》 (ADA) 頒布 30 周年，殘疾人士權利倡議者、藝術家，以及 Hudson，分享他們對法案的進展、他們使用的科技和社會仍需付出多少努力的想法。以下是他們的個人事跡。

我小時候，父母積極參與失明兒童家長的支援小組。那時他們得知 ADA 的事。我常聽到這個用語，但直至日後長大了，才明白是甚麼一回事。

歷史顯示必須定立法律，保障巿民免受種族、膚色、宗教和殘疾的歧視。《民權法案》提倡平等，為定立 ADA 發揮牽頭作用。我作為一名患有殘疾的美籍黑人，同等重視這兩項法案。它們對於保護美國人免受歧視同樣重要。

我仍記得爸爸給我 iPod touch 那一天。我記得自己慢慢學習使用「旁白」。當時我開心得很，每天都使用它。

無論是製作我的音樂專輯《Now Hear This》和《Outta the Box》，為音樂作品寫譜、作曲或者編曲，無論是甚麼，我總能依賴不同裝置和 apps 輔助創作。

準備錄製音樂時，我使用 MacBook Pro 上的 Logic Pro X。通常我會先灌錄打鼓部分，然後加入低音結他，再加入其他所需的。啟動「旁白」後，我能隨心所欲的運用軟件。錄製完成後，我就能分享錄製的音樂。然後我用 Lime Aloud 研發的 Lime Aloud 軟件來創作點字樂譜。這個軟件不僅可以製作點字樂譜，我還能為樂隊成員列印樂譜。

科技無法解決失明人士所遇到的每一個困難，但能夠運用器材和應用軟件，應付日常生活、音樂創作和作為一名學生的需要，是每一個美國殘疾人士的權利。

我在一個包容性比普遍高很多的社區長大。我還未年長得足以猜想看不到東西怎能滑雪時，教練已經教我滑雪了。問題從來都不是：「盲人能做到嗎？」而是：「盲人怎可以做到？」

我作為盲聾大學生時，親歷殘疾人士權利倡議者以《美國殘疾人士法案》，迫使科技公司提供無障礙數碼服務。這些倡議者的成功讓我欽佩不已，從而獲得啟發要加入他們的行列。當時，以至現在，我在數碼世界都遇到很多障礙。不是因為我的殘疾，而是因為輕視殘疾輔助的科技開發者的態度。

在 2010 年，我成為哈佛大學法學院第一位盲聾學生。具輔助使用功能的科技讓我能參與課堂活動和進行法律研究。很自然地，我的研究集中在 ADA 和科技上。大學二年級時，美國聯邦馬薩諸塞地區法院裁定 ADA 的管轄範圍覆蓋網上業務。當時我興奮極了！在 2013 年，我畢業後加入了加州律師公會，並開始參與訴訟 ADA 案件。

我曾經在一宗訴訟中代表全國盲人協會，就一家圖書館的設計令盲人讀者無法閱讀大量電子書和文件而控告負責設計的公司。這次訴訟是第二巡迴上訴法院的首次法庭裁決，也是全國第二宗相關裁決，因而成為了法律先例，將 ADA 的平等保障延伸至虛擬範疇。自此之後就出現了數宗個案，奠定了 ADA 的網上執法基礎。

在參與 ADA 訴訟數年後，我把工作方向轉為諮詢、演講和寫作。社會上有一種稱為健全主義的普遍假設，認為殘疾人士比不上非殘疾人士，而我的回憶錄《Haben: The Deafblind Woman Who Conquered Harvard Law》就教人認識這種健全主義。學習識別健全主義，可以提升我們的意識，並合力消除歧視。

我的母親在我 7 歲時買了一部即影即有相機給我，我就在家門前的空地組織了一次拍攝。那時候我就知道，我註定要在鏡頭前創一番事業。但直至今時今日，在廣告、電影、電視或任何流行文化媒體中採用殘障模特兒仍然是一大禁忌。

10 年前當我來到洛杉磯時，其他人會叫我好好建立社交網絡。我嘗試出席各項活動，但事實上我連房間門也進不了。因為很多地方都沒有輪椅輔助使用設施。然後有一部又一部描繪殘障的電影，但當中沒有一個演員真正有殘障。殘疾社群稱之前「扮殘障」。其他邊緣社群指出社會缺乏真實的呈現，因而逐漸獲得支援，但沒有人討論缺乏殘障呈現。因此我創立了 Accessible Hollywood。我的倡議活動對殘疾社群的發展和生活有重大影響。

我是女企業家，我營運自己的黑人殘障人士公司，要兼顧種種議題相當複雜。我患有一種叫脊柱裂的神經管發育缺陷，從腰部以下癱瘓，所以會靠雙手完成一切工作。我用雙手推輪椅，完成穿衣等日常工作，自己完成所有打字輸入。但從可以把手機上的內容複製並貼到手提電腦，到在 HomePod 設定提醒事項、使用「語音轉文字」、說「Hey Siri，安排會議」以及透過 Siri 捷徑更快捷地利用語音完成工作，我家中的整個 Apple 生態系統為我節省了大量時間和思考過程，更讓我的雙手不至於太勞累。

作為有多種殘障而又在全職建設事業王國的人士，科技令我的生活輕鬆得多。我希望黑人殘疾女性社群可以感到受重視。在過去 10 年來，雖然我面對種種障礙，但在模特兒和演員生涯上也有不少成就。在 2018 年，我因為在荷里活娛樂事業宣揚包容訊息而獲得加許，成為首位獲得 Christopher Reeves Actor Scholarship 的有色女性。現在荷里活有很多精彩的電影和電視節目製作都採納了真正的殘疾人士，正向著正確的方向發展。能夠有機會參與推動社會包容，我感到非常榮幸。

回想在 70 年代後期，我的家人會幫忙讀出電腦使用手冊，然後我就在程式中輸入內容。我當時對透過程式製作不同內容非常好奇。然後我開始接觸電腦科學，在大學時需要靠別人幫我讀出螢幕上的內容，因為當時還沒有螢幕閱讀器。

我在 2006 年加入 Apple。當我的團隊開始為 iPhone 開發「旁白」，我們開始進行各種探索，例如思考當使用者點按 iPhone 螢幕上的項目時會怎樣。擁有正常視力的人士能看著螢幕，再決定要點按的位置。而我需要靠點按才能「看見」。在多次反覆改良後，我們開發出「安全探索」，使用者只需在螢幕任何一處點兩下，就可啟動 iPhone 的各種功能。在 2009 年 iPhone 3G S 和「旁白」登場，使用者開始慢慢習慣和適應，現在看到視障人士人和所有其他殘疾人士都能使用裝置，實在非常奇妙。

現在使用者可以透過不同方式使用科技。很多人對 Apple 產品的功能有不同意見，而所有聲音都同樣重要。這讓我們能為使用者度身設計產品。

當你看到四肢癱瘓的人士以往需要個人助理全天候貼身照顧，但現在有了「切換控制」的幫助，可以無需依賴別人並開展獨居生活，實在是影響一生的驚人改變。在訂立 ADA 後的三十年，我們在這些方面真正看到法案所帶來的正面影響。以往我在學習時需要由其他人代為讀出螢幕上的代碼，但現在使用者可以利用這種種工具，甚至可真正擔任工程師的工作。這背後的意義非常重大。